中国道路：超越历史的华丽“转身”

记者：作为中共文献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请您围绕“中国道路与中国梦”这一主题，谈谈您的认识和理解。首先，请您谈谈什么是中国道路？与其他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相比，中国道路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陈晋：中国道路，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以来，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全国党代会报告标题，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题词突出出来，鲜明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旗帜、形象和方向。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突出道路问题的重要性。他在中央党校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讲话中又说，“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中国道路，又是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千差万别。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曾是很有影响的模式。越南、朝鲜、老挝、古巴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其道路也各有不同。在欧洲政坛，至今还有势头不减的社会民主主义（有时叫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90 多个民族独立国家中，约有半数先后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由此出现各种民族社会主义道路。非洲相继出现“阿拉伯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的“21 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印第安社会主义”也有不小影响。在理论上，国外还有许多没有执政的共产党和“新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也都各有其社会主义观。中国搞社会主义，曾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吃过苦头，才走出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有着鲜明区别的道路。它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中国道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根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现实国情，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理想，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回答了在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资源这么贫乏，发展这么不平衡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记者：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那么，中国道路的开创和发展，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有什么必然关系？

陈晋：中国道路的开创和发展，直接源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如果不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如果不推进改革开放这个伟大实践，如果不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根本目标，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开创，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奋力推进，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持和发展，才走出今天的壮景。这个论断，是十七大报告以来重要文献的一贯表述。其意义在于，确认了中国道路有其开创性的标志，即我们常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其现实的实践依据，即我们常说的“改革开放”；有其明确的主题内涵，即我们常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其阶段性的前进过程，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成功开创”、两个世纪之交的“成功推进”和新世纪新阶段的“成功坚持和发展”。这个论断，是对30多年来中国道路开创和发展过程情形及其特点的简洁概括。

同时，中国道路不是突然被开创出来的，它奠基于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对国情和世情的判断上，在探索道路的方式和具体政策上，在工作中心和实际工作内容上，确有不同。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开始是照搬苏联模式，带来很多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没有解决好”，是指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不管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实践，对中国道路来说，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承续和承载。对此，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毛泽东那一代人为中国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论断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增加“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些表述，很有分量，很具体。

什么是“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主要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理论准备”有哪些？不仅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还有：对一穷二白的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把国家建设好大概要一百年这个最大国情和历史方位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判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论述；“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和做好综合平衡的要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主张；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等等。关于“物质基础”，则包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和“两弹一星”等各方面的建设成就。以上，都属于十八大报告说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至于“宝贵经验”，既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的许多正确有效的做法，也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经验。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为中国道路的开创，积累了必不可少的直接有用的资源。如果没有此前奠定的政治前提，没有从干部到制度、从实践到理论、从物质到精神的基础准备，改革开放就很难推进，就不会有中国道路的出现。出现了，也不一定能坚持得住，发展得好。

关于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过渡演进方式，邓小平在1980年主持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说得很清楚：“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概括起来实际就是四层意思：在开创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做的事情，一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提出来、设想过但没有去做的事情做起来；二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做错的事情改正过来；三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做得不够好，但总体上还可以去做的事情进一步完善起来；四是做毛泽东那一代人没有遇到过的新事情。这四层意思，具体地回答了中国道路是怎样起步的，同时也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在他们选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新，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由毛泽东那一代人奠定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开放，探索新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