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又发表了一份《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其中有的段落，照例指责“中国宗教自由在过去一年显著恶化”，并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

这个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９６年，据称是要向美国总统“提供海外宗教自由事务方面的咨询”。

养了一批人，就得干活吃饭。于是，这个委员会一年一度忙于对全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指手画脚、妄评一番，拼凑一个洋洋万言的《年度报告》。

问题是，每年都要编造出一批胡话、谎话，还要编得“像话”，这活儿不好干。

记得1999年，我曾邀请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赛普尔先生访华，看看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再说话，少一点胡言乱语。他回去后写了篇文章，道出了这个委员会总要老调重弹的苦衷：

“曾经有一位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官员，这样质问我：‘谁给你们权力做国际警察的？’……我们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实在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首先，这份报告本身是一个问题。它涉及１９４个国家，却没有包括美国，这至少是表明了潜在的自大、傲慢和伪善的倾向。它暗示了报告只是针对他人，而排除了自我批评的成分。我本人相信要很好地贯彻国际宗教自由法，我们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谦卑态度。而上述的情况，恰恰与之相悖。更令我头疼的是，委员会需扮演监督的角色，随时准备抡起大棒来惩罚别人。不幸的是，由于要求提供《年度报告》，我们感受到有压力，所以以年度单位寻求进展。”

赛普尔还承认了在老调重弹“压力”下，就乱弹一气：“有时候一些好心的宗教自由热心人士会错误地提供一些不真实的材料。我们使用的许多研究‘国际宗教自由’的材料业已过时，这造成了很多外交上的窘境。……我们怎么可以把‘五年计划’式的标准强加给那些人权传统与我们不一样的国家呢？这看起来既幼稚，又傲慢。……我们研究‘国际宗教自由’状况，不仅要记录侵害宗教自由的情况，也需要特意去弄清一些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措施究竟是在何种处境下采取的。离开了对处境的理解去维护宗教自由，我们很容易好心办坏事。”

果然，这个委员会今年的报告，又来了一番美式老调的重弹。其对中国的指责，符合其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一贯立场。似乎只要打出人权、宗教自由的旗子，就可以完全罔顾事实、信口开河。但为了掩饰“乱弹”的窘境，今年报告玩了一个“新花样”，特别声称：他们这次评价的标准，是如何“基于通用的人权声明以及其他国际文件”；他们的工作是多么认真，“在得出报告结论前，与人权组织、宗教迫害的牺牲者、宗教政策专家、美国官员等都有沟通”，云云。

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本非美国专利。中国依法保障公民的人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努力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怎能由美国一家将人权和宗教自由绑架为人质，作为自己打压别国的工具？

委员会，你们前任领导的自白，早就承认你们重弹和乱弹这种美式老调的尴尬：只能给别人招烦，给自己添堵。你们还一年一度地照弹不误，累不累啊？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