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我，你们怎么做中国当代史？“百年之内无信史”，你们做的是不是史家的路子？认为只有在历史发生很久以后才去做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这实际上是个错误观念。中国传统的史学著作，最经典的就是二十四史了。二十四史中写得最好是的前四史，可以说基本都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著名的史学大家，都不回避当代史，而且还鼓励搞当代史。司马迁写《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观，就是强调要把历史通到当代，落脚到当代，否则就会看不清历史的变迁轨迹。
　　中国当代史研究这几年发展很快，正进入方兴未艾的境地，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民间研究队伍发展很快，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中国当代史起步比较晚，是历史学的一个幼稚学科，要完善自己的学科建设，这是一个筚路蓝缕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我们做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大概一半是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走出来的，一半是从传统历史学直接走过来的。但不管是出身如何，搞党史的也好，搞革命史的也好，搞古代史的也好，转搞中国当代史研究都是新领域，首先遇到的就是史观的更新和方法论构建的问题。
　　我一直从事的是中共党史的研究，从时段上说也是属于中国当代史这一块，原来认为无非是一个研究方向的转换，但真正研究起来才感到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立场、叙述语言，都得有一个转变。而最根本的转变，就是向历史的实证研究的转变。大家都知道，中共党史虽然说是“史”，但在学科上属于政治学，拿的是法学学位。这是由于中共党史学科政史合一的双重性。过去的传统党史纯粹是宣教之学，属于公共政治课体系。在改革开放以后，出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需要，党史界开始做了一些实证研究，澄清了一些过去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但是，党史研究只是政治史的一部分，研究领域相对较窄，且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限制很多。官方党史有着明确的“资政”立场，历史为现实服务，而且近年来越来越有为现实政策做注释的功利主义趋向，议论文章多而实证文章少，学术影响力反不如20世纪80年代。
　　一般来讲，做党史研究基本都是做政策梳理，着重于政策的决策过程，是粗线条的研究。研究者很难看到原始档案，结论往往是不证自明的。而做当代史研究，则是要全方位地反映这段历史，综合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军事史等方面，研究取向更关注于社会底层的生活，更强调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效果，围绕事件进行实证研究，这个转换，就需要学者们把研究视野下沉，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研究视野一往下沉，史料是不成问题的，历史的丰富性也就显现出来了。同样的一个中央政策，各地贯彻执行的效果是很不同的。在甲地是一个样子，在乙地会是另一个样子。例如都是执行“大跃进”的政策，地理气候条件也都差不多，为什么这个地方死人多，那个地方就死人少？这就是问题。
　　从革命史转过来的也有类似的问题。研究1949年以前的历史，史源条件是多元化的。有中共方面的，有国民党方面的，有第三方的，还有国际上的，信息的公开性强，史料的参照系比较完整。而1949年以后的历史，史源条件是一元化的，信息的公开性差，舆论千篇一律，史料的参照系很不完整。而且随着社会控制的强化，虚假信息增多，信息的兑水量增大。例如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在反右派运动以后，反映负面问题的信息大减，正面报道的信息大增，几乎与公开报纸无异。由于这个时代的信息特殊性，加之特定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需要有不同于过去的解读史料的专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