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大盂鼎铭文

　　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东西方碰撞与交融”的突然沉寂，使传统中国失去了一个适应新的“世界史整体格局”并从容迈进世界历史的难得机遇。这或许是重新审视清代的历史地位及其与世界史的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

　　当我们今天回首清代历史的时候，有必要从传统中国的文化传承及其演变的长期趋势中去认识它、评价它，而不应该继续坚持传统的思维来观察思考清代的这段历史及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全面地还原清代的本来面目和历史地位。

　　■谈论清代历史地位及其与世界史的关系，有两个问题不可忽视

　　谈论清代的历史地位，大概没有人会否认清代与世界史的紧密关系。然而，以往人们在研究清代历史地位及其与世界史关系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就清代论清代，把清代与世界史的关系仅局限在清代之内，而未能从更长远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中国与世界史整体格局的变化；二是近现代的学者，大多以“反满革命”的思维来论述清朝的历史功过，特别是对于清代后期中国的丧权辱国，归咎于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自大腐朽等一系列的无能执政之上。

　　其实，对于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清朝政府的丧权辱国，当时的大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即此为“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朝作为传统中国的一个王朝，在政治体制、文化意识等各个领域，与宋、明等之前的王朝，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列强的入侵，毫无疑问也是中国历代王朝所未曾经历过的。在这种“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所有承袭传统体制与意识的王朝统治者们，大概都将一时举手无措吧？因此，我们如果要比较公正客观地评价清代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尽可能地淡化近现代以来人们所形成的“反满革命”的单线思维方式。同时，也有必要进一步探寻世界历史的演变历程以及清代在这一历程中所处的一个怎样的历史地位。

　　■长达百余年的“东西方碰撞与交融”的沉静，是影响清代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的重要契机

　　探寻清代社会与世界史的联系，就必须追溯到更早的十五世纪的明代社会。十五世纪开始，西方的殖民主义者逐渐东来。到了十六世纪初叶，西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继东航，渐伸张势力于中国的沿海。这些欧洲人的东来，刺激了东南沿海地主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于是嘉靖、万历时期，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冲破封建政府的重重阻碍，取代朝贡贸易而迅速兴起。中国沿海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各国。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固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世界各地扩展的时期，从而也逐渐推进了“世界史”的涵盖空间。但是其时东方的明代社会以及明末清初时期，中国的商人们以积极进取应对的姿态，同样也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向海外延伸进展。这种双向碰撞交融的历史进程，无疑在另一个源头促进了“世界史”大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可以说，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中国明代社会，同样是推进“世界史”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历史进入到十八世纪，即清代的康熙中后期，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东西方碰撞与交融”，却突然沉静了下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对于这一世界历史的变化及其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基本上是不闻不问，视为无关紧要。事实上，这一“东西方碰撞与交融”的突然沉静，才是影响清代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的重要契机。

　　在“世界史”整体格局基本形成的情况下，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任何一方发生重要的变故，都将对相对的一方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康熙中后期之后的整整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史上的“东西方碰撞与交融”突然沉静了下来，是源于西方欧洲列强各国力量的重新组合与分化。十六、十七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主要是以葡萄牙、西班牙两个国家为主体的。十七世纪后期，英国人和法国人奋起直追，并很快后来居上，打败并取代西班牙人成为东西方海上的霸王。然而在巨大的海洋利益面前，英、法两国互不相让，争夺殖民地霸权的斗争迅速展开。1689年，开始了几乎拖延一个世纪、直到1763年英国大获全胜为止的接连四次的英法战争。紧接着，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再次对于欧洲的势力格局产生了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执政的出现，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恐慌，欧洲再次卷入到长达十余年的战争之中。在此期间，他们都无暇顾及远东的中国。

　　显然，十七世纪后期直至十九世纪初期长达百余年的西方欧洲政治格局的变乱和争夺北美洲、非洲、亚洲印度的战争，是造成东方清王朝康熙中后期之后的整整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与西方“东西方碰撞与交融”突然沉静下来的真正原因。

　　■“东西方碰撞与交融”的突然沉静，使清王朝的中国失去了调整自身、适应世界历史变迁的持续性的机遇

　　从表面上看，十七世纪后期直至十九世纪初期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暇顾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世界，为清王朝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整体格局”已经形成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安定环境并不能给清王朝带来真正的发展机遇，相反地，它更隔阂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了解与联系。

　　当时，传统中国应对的最好方式，是需要不断的“东西方碰撞与交融”。在碰撞与交融之间逐渐适应世界历史的前进。但是遗憾的是，当欧洲在清朝康熙中后期之后至十九世纪的整整一个多世纪里无暇顾及远东区域时，中国没有主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从而使得中国与西方的“东西方碰撞与交融”突然沉静了下来，这无疑使清王朝的中国失去了调整自身、适应世界历史变迁的持续性的机遇。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方列强完成了自身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势力范围调整之后，再次来到远东区域，传统的中国就不能不举手无措，暂时地走向丧权辱国的困境。

　　近现代人们在论述清王朝这期间的“闭关锁国”时，往往举出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节的一段对话。其实，对于乾隆皇帝这种话语的理解，我们同样不能仅仅局限在乾隆皇帝一个人身上，他的这种话语，实际上体现了传统中国至少是宋明以来绝大多数统治者乃至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与世界的认知。从传统中国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变迁的自身轨迹上得出这样的认知，应该是十分正常合理的。传统中国地大物博，只要政治清平、风调雨顺，不失为一个国泰民安的国度，自然没有必要远涉重洋，与人争胜于千里之外。这种现实与心态，即使是在西方欧洲的法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可见，历史发展及其转折的因素是极其复杂多样的。我们用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来评论乾隆皇帝及清王朝的世界观，显然是比较片面的。

　　有着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传统中国，人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充满着相当的自信是理所当然的，其文化的惯性思维同样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当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世界历史整体格局”开始形成的转折关头，传统中国无疑需要与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保持关系，这也就是十六世纪以来“东西方碰撞与交融”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反之，十七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东西方碰撞与交融”的突然沉寂给中国造成了严重后果。显然，我们把近代中国的丧权辱国完全归咎于清朝的所谓“闭关锁国”和“腐朽无能”，这也是有失公正的。因为清王朝的这种政治思维与文化思维，是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必然产物，而不是任何一个朝代或一个人所能突发奇想的。

　　（作者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