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上的一些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陆续开始反思这场危机的短期因素和长期诱因。就连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球的世界体系论首倡者沃勒斯坦最近也著述表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昭示着西方社会体制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认为全球格局在未来几十年肯定会变，但是如何变，他感觉自己也还没有看清楚。
现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2012年专门写了一本《危机后的经济学——目标与手段》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这次危机的发生既有理论上的误导，也有政策决策上的失误，值得深入反思。
特纳兼任国际金融稳定董事会政策委员会主席、新思维研究所和法兰克福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以及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对21世纪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挑战的研究，并试图对这些挑战提出自己的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案。深读《危机后的经济学——目标与手段》，其中有几个思想值得当前研究宏观经济管理问题时参考和反思。
反思传统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基本假设
特纳首先对现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产生了质疑，认为，过去几十年里，在主流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制定领域中流行着一些关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假设，包括：一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必须通过可以测量的GDP的快速增长来实现，衡量政府基本能力的指标是提高GDP的速度和扩大GDP的规模。二是自由的市场体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三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不平等的发生是必然的，甚至，一定的社会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特纳认为，这些假设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形成定势，支配着人们的行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假设成为整个政治领域的主流思想潮流和政策制定工具。
特纳认为，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必须深刻反思上述假设，一是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否一定要成为富裕国家至高无上的政策目标？这一点目前尚不明确，但需要深入研究。他说，“我指出长期增长最大化不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第96页）一旦发生这样的转变，就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他指出，“一旦最大化经济增长不再是目标，最小化经济衰退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目标。确保经济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至关重要，而追求长期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远不那么重要。”（第99页）他在这里提出了两个目标：最大化经济增长和最小化经济衰退。目标不一样，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则自然不同。宏观经济管理的关键是目标的确定。当经济增长由追求单纯的GDP转向追求人民福祉时，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就必须调整，在经济领域包括金融监管、气候变化、地方发展考核体系、发展规划，在社会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和社会治理的方式也需要进行适度的调整。在这样的目标下，进一步的发展获得的是“良性增长”，而不是“恶性增长”。二是经济增长未必一定就能够带来全体人民的福祉，纵观各国的发展经验，经济增长带来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三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手段并非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万能手段。有研究发现，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密切。甚至在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人均收入与生活品质的满意程度之间的关联曲线会呈现完全平坦状态。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美国收入分配底层不平等的加剧已经产生了使全球大量人口的人类福祉状况出现严重倒退的后果。”（第31页）凯特·皮克特和理查德·威尔金森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国家内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对于预期寿命、犯罪率、文盲率和健康状况的影响远远没有贫富差距那样重要，经济发展和GDP增长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社会问题。不平等已经成为人类焦虑和忧愁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是在富裕国家，高度经济发展也难以消除部分人群的焦虑和忧愁。
但是，特纳也承认，经济发展对于那些处于温饱以及温饱以下的国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他说的，“古典经济增长在中国和其他新兴中等收入国家仍然是相当重要的。”（第88页）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发展目标就不尽一样，宏观管理的手段也不尽相同，做好宏观经济管理，首先要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出准确判断。
创新要使新的发展动力衍生与扩大就业并行
特纳指出，“在现代经济中，仅有相对很小比例的劳动力就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这些部门的成功往往涉及资本密集和自动化，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极小。在富裕的发达经济体中，绝大多数的就业机会是在非贸易部门，例如零售、批发分销、休闲、医疗、教育。”（第114页）世纪发展中的情况也是这样，典型的例子是微软和沃尔玛，微软的员工不过10万人，而沃尔玛的员工超过了100万。
特纳的这些认识是基于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金融创新和房地产发展，把大量的精英吸引到了金融和房地产领域，为了使穷人能够“居者有其房”，金融机构设计了一系列的金融衍生工具，通过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大量的低收入阶层获得了自己的住房；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向海外转移，出现了我们已经看到的20世纪80年代的亚太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以及四小虎的崛起，再到后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崛起。2008年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就由创新于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引起的。尽管美国的穷人由于金融创新获得了住房，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就业岗位，美国的经济总量增加了，但是就业岗位并没有增加，换句话说，低收入群体没有收入，但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获得了贷款，由于没有就业和收入，无法偿还贷款，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总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前总统克林顿提出，复兴美国经济，必须使大量劳动力回到工作中去。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实际上是经历了特纳所说的“仅有相对很小比例的劳动力就业”和拥有财富，大部分人不能就业和拥有自己的财富的历史体验。2008年后，奥巴马通过各种政策召回海外的实体企业，再造美国的实业经济。创新，一方面要为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引擎，另一方面必须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二者缺一不可。
当前，我们推进互联网+，一个关键问题是积极探索如何使互联网+这种技术创新与传统行业有机结合，在提高传统行业的效率、效能、质量的同时，实现经济健康发展，让大多数人获得就业机会和财富，这是衡量发展的关键。
完善激励机制是避免经济衰退和停滞的关键
特纳指出，“激励仍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任何激励，我们将面临经济衰退和纯粹计划经济那样的停滞。”（第115页）激励机制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现代经济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分配性，二是创新性。严格说，分配性和创新性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最成功的经济是把分配性和创新性有机结合起来。让生产者和生产的组织者都能够在创新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并通过这种收益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也是社会体制设计的核心，两种体制在这个问题上走向重合。
这一点，也恰恰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的观点一致。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研究了若干国家的兴衰之后发现，一个国家只有在具备了适当的制度时才能够摆脱贫困并得到持续发展。这个能够使大多数人摆脱贫困和走向富裕的制度的前提是能够激励大多数人口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他们两位把这种制度称之为包容性制度。如他们所说，“就像制度影响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和激励因素一样，他们会决定国家的成败。”（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市场经济有时会使一部分“精英群体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将相对地位竞争的自然倾向导入到确实有害的行动上，出于个人目的，强化组织单位和个人的权利，以及发生赤裸裸的腐败。”（第91页）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很多国家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和严重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这在很多国家发生过，美国自己就有这种现象，典型的是前苏联和前苏联解体不久后的俄罗斯。
一个社会要想发展，必须把建立激励机制摆在重要位置。假如没有“市场对公司或个人层面进行激励或制裁，使他们关心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那么，人们不再关心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将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普遍倾向。”（第91页）在发挥改革作为发展的强大动力的探索中，如何在打破旧的、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腐败的同时，建立起正面的激励机制是寻求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如何在特纳所说的全社会的激励和个别人利用权力掠夺社会资源之间找到一个分界点，在当前，这需要把通过商品、礼物、金钱形成的有利于解决社会利益的方案，与由社会纽带组成的、通过社会压力带来的社会约束有机结合起来，单纯的金钱和物质激励会把社会中的部分精英变成掠夺者。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还是比较多的。
事实上，人们的动机并不仅仅形成于对于利益的追逐，还形成于他（或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以及当时的社会规范。在一个社会环境内，个人会追逐与他人一致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在社会中，它与竞争一样会对人们的心态形成塑造力量。在家庭和社区领域，人们更多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甚至在非正式组织范围内，人们的行为更容易受到他人社会行为或团体行为的影响。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行业规范在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创新性就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和经济体制创新，也包括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